为何诸子百家的时代只有一次 后世为何没有出现了

一说起诸子百家，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的一种总称，除了那些一直流传至今，或者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学说，还有很多小众学说，后来淹没在历史中，甚至没有人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诞生的思想文化确实是非常多的，但为何后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就没有再一次出现过这样的盛况呢?今天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春秋战国的背景

春秋战国，战乱横生，生灵涂炭。

动不动就会爆发涉及几十万人的战争，甚至还出现过上百万人参与的战争，长平之战和秦灭楚之战，至于真实战争的情况是不是涉及如此之众，我们不得而知，至少史书中都是这么记载的。

但战争是把双刃剑。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更是如此，生灵涂炭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更解放了民众被禁锢的思想，所以又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历史走向文明的奠基石。

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就不得不说百家争鸣，其实诸子百家之数只是笼统之说，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但是最后成为学派的也就不过十家，其中又数儒、墨、道、法最为有名，不过就诸子百家的目的为“取合诸侯”而言，儒家和法家的竞争则最为激烈。

那么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为何法家与儒家之争，却分不出最终的胜负?既然说百家争鸣是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那么为何后世却很难再出现?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得先聊聊春秋战国为何会出现百家争鸣。

2、春秋战国为何会出现百家争鸣

奴隶制的解体，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纷争，大混乱的时代，自古以来“大破便会有大立”，这时期奴隶制度的“破”，也正是为了新制度封建制的“立”所做准备。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晓，是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但是在当时而言，谁也不知道奴隶制之后的社会制度会是什么样，所以百家学说开始出现。

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君主们，同样不知道什么样的学说，能够治理国家，能够使国家强大，这就使得儒、墨、道、法、兵、名、阴阳等学说开始争奇斗艳。

可以说，春秋战国之所以能出现百家争鸣，和当时社会的大背景，是无法分割的，时代的发展造就了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又反过来促进了时代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法家出现最晚却成为了治国思想。

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儒家和法家的争斗最为激烈，为了争夺统治者的“宠爱”，进行了上千年的争斗，但是就春秋战国而言，儒家学说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而法家则顺应了潮流。

百家学说中，法家的出现无疑是最晚的，这是因为不到布衣力量开始急剧膨胀的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无法成行，各个诸侯国争相的变法，也是以法家学说为基础的。

如果您要问，变法究竟变的是什么?表面上是革除旧贵族的世袭权力，实际上就是对于奴隶制的否定。

春秋战国，战乱不断，只有采取君主专制，才能最大限度的集合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战争，所以从根源上讲，谁以法家学术为根基进行的变法彻底，谁就能完成大一统，秦国做到了，所以最后它完成了统一。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秦朝的建立，说白了是新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家思想是指导思想，秦始皇亦看到了法家学说的巨大威力，依然以法家为治国之道，但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秦朝的崩盘，因为法家学说，只适合战争年代。

在和平年代依然沿用法家学说，就会造成政令的苛刻，太史公司马迁，就把秦朝的灭亡归结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尤其是秦始皇时期进行的焚书坑儒，更是把法家思想推上了最高之位，随之而来的就是其余学说的没落。

3、为何后世没有诸子百家

虽然秦始皇坑杀的是术士，焚书坑儒也是后世诋毁秦始皇的“借口”，但这却足以说明了秦始皇的尚法，具体焚的什么书，坑的什么儒，飞鱼后面会着重讲，此时暂不细论。

到了西汉，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广施仁政，但是其学说依然是以法家思想为主，但是汉武帝时期，法家的思想又露出了弊端，于是文韬武略的汉武帝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次把儒家推到了治国的指导思想上。

后世为何不能出现百家争鸣，其实当国家完成了大一统之后，治国思想也随之确定，疆域的一统，造就了治国思想上的统一，正所谓：秦朝，疆域已定，汉代，民族已成。

无论是秦始皇崇尚法家，还是汉武帝推崇儒家，这都是说明了一个国家内，只能有一种主流的治国思想，其余学说可以并存，但只能在文化领域找到存在的价值。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几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学说，后世之人虽有创新，也只能在此基础上，足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于后世的影响之深。

那么为何法家与儒家之争，分不出最终的胜负?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到达的阶段不同，就会有相适应的学说，战国大争之世需要法家思想来完成统一，汉朝华夏文明圈已经大体确定，儒家学说的优势又被显露了出来。

到了后来，统治者治国思想，则慢慢把儒家和法家学说相互结合，一方面以法家治国，另一方面又以儒家教化臣民，二者相辅相成，最终使得华夏历史出现了一个有一个令西方难望其项背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