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她更毅然移居中国,置身于完全陌生的北京。她安然适应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巨变,甚至喜欢上了,置业生根下来,数数也已经九年。
她笑言,“做番一个中国人”初期并不习惯,并非生活习惯的转变,而是沟通方式截然不同。“在外国待久了,惯了说话很直白,但在华人社会一句说话有背后有潜意思,经常要猜要度,很费神的。但北京比三藩市更国际化,每日一景,不愁没有题材。”
创作人:缺大课题资源
在国内拍纪录片,她强调并非出于“哀其不幸”的冷眼批判,而是想实实际际引起关注,改变一些人眼中的所谓命运。她的“视点”与西方无关,是平平实实的出于独立个人的批判原则。
当纪录片导演,必须犀利与细腻。细腻地以镜头穿透人心,犀利而敢言,少一份执着,根本走不下去。她知道绝对的客观是乌托邦,更相信纪录片发展,会在误解中成长。纪录片不仅仅是说“不”,也不是为擦社会现象的鞋,是透过最真实的镜头,说出对社会现象的判断,就像镜子,照出社会大众隐而不见的面貌,它是令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