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兴唐名将,但最后的人生结局为什么完全不一样?

说到唐朝的郭子仪和李光弼其实大家仔细的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也还是比较的有趣的，因为他们对于唐朝的贡献也真的是超级大的，都参演了平定安史之乱了，各个的其他功绩小编也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很厉害，这两个人有点当仁不让的意思，但是我们最后这两个人的结果其实却有非常大的差别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跟随小编继续揭秘分析看看吧!

这是一个六千字的长回答，我们不但会纵观李光弼的一生，分析他在安史之乱中主要战绩，还将分析他与郭子仪不同人生结局的原因，以及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如果单以军工而论，李光弼确实胜过郭子仪一筹，因为在交锋最惨烈的河南、河北地区，每次与叛军正面交手都有李光弼的身影。

可以这么说，李光弼的人生就是为了安史之乱准备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恐怕他也没机会封郡王、赐丹书铁券、绘像凌烟阁、谥“武穆”。

李光弼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其父李楷洛，原为契丹酋长，武周时归降，累官朔方(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节度副使，暴卒于战场，谥“忠烈”，封蓟国公(一作郡公)。

军人家庭长大的李光弼，自幼喜读《汉书》，尤擅骑射。他为人严肃刚毅，治军极严。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账下时，深得王忠嗣器重，曾当众言道：“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安思顺(安禄山堂兄弟，后因安史之乱被哥舒翰所诬，蒙冤被杀)接任朔方节度使后，也非常器重李光弼，想把女儿嫁给他结秦晋之好，但性情严谨的李光弼不愿过多牵扯高层倾轧，托病辞官而去。

当时青睐李光弼的并不止有安思顺，还有安禄山。

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也很注意扶持羽翼，谋士高邈早知李光弼的将才谋略，便劝安禄山延请李光弼入幕任左司马，但安禄山并未采纳，推婚事件发生后不久，哥舒翰便推荐朝廷召李光弼入长安为官。

自感错失良机的安禄山长为此忧形于色，但也只能安慰自己，账下的史思明也足堪大任。

安禄山在这点上并未走眼，安史之乱中晚期，正是此二人，在中原斗得上天入地。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李光弼正在长安，并不是军职。但他毅然奉召奔赴了战争的最前线，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连串浸满鲜血的足迹——常山之战、嘉山之战、河阳之战、太原之战、邺城之战。

常山之战

常山郡位于太行八陉——井陉东口土门关附近，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三省通衢”。

安史之乱爆发后，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为了缓解关中的压力，毅然在河北、山东举义旗归唐，但很快便被史思明叛军扑灭。

身在山西的朔方军想要东进，必须首先打通井陉孔道，坐控土门关的常山便是第一个重要目标。

唐天宝十五年(756)初，李光弼趁史思明北返之机，率军五千突破井陉天险，出其不意的夺取了常山郡。

拿下常山郡后，他首先释放了被史思明关押的百姓，并亲自祭奠了颜杲卿的亲族。

当地团练将叛将史思义绑来投降时，李光弼亲自为其松绑，并开诚布公的向他询问叛军动向。这让史思义非常感动，他对李光弼说道：“王师远来，必已疲惫，如与贼野战，必不利!将军来前，吾已报，(史)思明必来救，不若以逸待劳。”

李光弼听后，深以为然，马上命军士坚壁清野，严守城防。史思明收到消息后，果然带两万骑兵直扑常山，一看城池已失便立刻组织攻城。

早有防备的李光弼先以五百弩手、一千弓兵梯次射击，大量消耗叛军攻城部队。等待敌军受挫后退，李光弼亲率长枪兵出城，在城下结成战阵。如林长枪之下，史思明的骑兵优势即无从发挥，叛军士气再受打击，只得暂时退兵。

但李光弼却不愿意放过稍纵即逝的战机，他派游骑远远跟随退去的叛军，当叛军在野外埋锅造饭时，唐军千余轻骑突然袭击，阵斩五千余级，叛军大挫。

随后，李光弼又配合从山西赶来的郭子仪，在九门城痛击史思明叛军，平定藁城，攻取赵郡(今河北赵县)。

嘉山之战

天宝十五年(756)四月，朔方军大败史思明后，一直追击到博陵(今河北定州)。史思明集众固守，唐军攻城十日不下。

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决定撤围回军常山郡。不甘心失败的史思明，率数万人马尾随而来。

唐军乘机回军反击，在沙河(今河北行唐、新乐之间)再败史思明。安禄山得知史思明连战皆北，命大将蔡希德率2万步骑来救，又命范阳守将牛廷玠率万余人南下，配合史思明夹击唐军。

郭子仪、李光弼进至恒阳(今河北曲阳)时，与携五万余众而来的史思明相遇。面对拥有大量精锐骑兵的叛军，郭、李二人再次采用了以逸待劳的战术，命军士深沟高垒，严防死守。但夜晚却不断派死士夜袭叛军营帐，使叛军穷于应付，无法休息。

五月二十九日，唐军事先于嘉山设伏，诱叛军前来，被疲劳战术搅得心浮气躁的史思明果然上钩。当盘军进入嘉山唐军伏兵四起，叛军溃败，阵斩4万级，缴获战马五千匹。

史思明被打得披发赤足，逃往博陵。李光弼乘胜追击，进围博陵，郭子仪准备北进范阳。嘉山大捷，唐军声威大振，河北十余郡的地方官吏和军民纷纷起来杀死叛军守将，归顺唐军。

当时的形势对唐朝来说可谓一片大好，哥舒翰在潼关据险死守堵住叛军西进关中之路。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河北爆锤史思明，打的安禄山首尾难顾，当他得知唐军开始威胁老巢范阳时，一度决定回师范阳另谋他途。

就在此时，唐玄宗估计觉得事儿不够大，给自己这个“干儿子”送了一记神助攻。

他强逼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关与叛军野战，结果唐军惨败，哥舒翰也被俘而降。潼关失陷将安史之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关中地区惨遭涂炭，连战连捷的河北唐军也不得不转入守势。

太原之战

郭子仪在收到“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的消息后，不得不放弃河北地区的胜势，率军奔赴灵武护驾。

叛军兵入关中后，在山西、河北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李光弼只能以弱势军力苦苦支撑。

他先是连挫叛军多次进攻，还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巧施“美马计”弄走了叛军几百匹良马，气的史思明暴跳如雷，但面对跨越黄河两岸三城相连的河阳坚壁，史思明始终无可奈何。

但在河北则是另一番景象，史思明率领的叛军迅速南下，再夺常山郡席卷河北全境。

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牛廷玠自范阳(今北京城西南)会兵10万，围攻李唐龙兴之地，惨烈的太原攻防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时，朔方军精锐都被郭子仪带去护驾，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即便算上地方团练也不足万人。

面对叛军滔天势焰，李光弼账下诸将都惶惧不安，主张凭借晋阳坚城死守。但李光弼确认为守城必辅以野战，他力排众议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则在城中动员军民挖壕筑垒，并事先打制了几十万块土坯砖，一旦城墙破损马上便能修复。

对于心中揣测的诸将，他当众将一把小刀放在靴内，并立誓“城在人在，决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迅速感染了唐军将士，当叛军攀城仰攻时，唐军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顶住了叛军的狂潮。

史思明见仰攻坚城部署损失太大，便从山东运取攻城器械，并以三千蕃兵护送，不料这正好成了潜伏唐军的盘中餐，埋伏已久的唐军一拥而上，将蕃兵全歼。

除此之外，李光弼还打起了地道战。他先派人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另派将领出城诈降。久困太原不能得手的史思明大喜过望，以为坚城唾手可得，不疑有他。

等到约定的时间，唐军果然打开城门出城伪降，但等到诈降唐军快要接近叛军大营时。营中突然地陷，摔死千余人，一时烟尘弥漫，乱做一团。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一战歼灭叛军万余人。

就在太原攻防战进行最为激烈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惊变，安禄山被儿子给剁了。

安庆绪继位登基，没了安禄山镇场子，要说史思明心里没想法我是不信的。恰好，安庆绪命史思明回守范阳，只留下蔡希德等继续围困太原。

史思明率军返回范阳后，叛军攻势渐弱，李光弼敏锐察觉到了叛军的变化，感觉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效仿田单破燕的“火牛阵”，将两百多头耕牛分为四队，牛头绑两把尖刀，牛尾捆扎浸油麻布，趁夜色偷偷出城，在敌营前点燃牛尾，

黄牛发疯般地冲进敌营，唐军趁火势、借牛威，鼓噪杀入敌军大营，被踩死、烧死，斩杀的叛军多达六万之众，太原之战以唐军大胜告终。

太原之战奠定了山西战争态势，也为日后唐军收复两京打下了基础。此战之后，唐廷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实封八百户。

邺城之战

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唐军在回纥帮助下克复两京，随即光复河南诸郡，逃至邺城的安庆绪，集合上党(今山西长治)、颖川(今河南许昌)、南阳(今邓州)等地叛军汇聚邺城，手下又有了6万余人，准备和唐军在城下决战。

乾元元年(公元758)九月，李亨命郭子仪、李嗣业等七镇节度使，领兵二十万(号称六十万)，围攻邺城，同时又名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这几乎是唐庭能够动用的全部军队，可以看出唐朝对于邺城之战的重视。

但诡异的是数十万唐军居然没有指派一个将领统一调度，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唐军前线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落在一个宦官手中，成了唐军溃败的伏笔。

邺城之战初期，唐军行动顺利，在卫州(今河南卫辉)、愁思冈(邺城西南)连败安庆绪叛军。叛军退回邺城死守，安庆绪派人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助，许“让帝位”以求史思明发兵相救。

史思明带胡兵十三万人自范阳南下救援邺城，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唐军崔光远阻击，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不动，坐视唐军与安庆绪叛军在邺城血战。

唐军在邺城城下，昼夜攻城，但叛军和城中百姓早已得知洛阳破城后，被回纥兵洗劫蹂躏的惨状，反而同仇敌忾协助叛军拼死守城，让唐军围攻数月不能得手。

乾元元年(公元759)正月，李光弼向鱼朝恩建议，唐军分兵逼近魏州，各个击破史军，但鱼朝恩不听，数十万唐军在邺城围坐一团，毫无作为。

时至公元759年(乾元二年)二月，围城四月的唐军，在邺城城下天寒地冻、师老兵疲，士气渐渐低落。史思明又截断了唐军的粮道，唐军面临断粮的危机。

三月初六，史思明见唐军军势已怠，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在安阳河北(今河南安阳北)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激战，双方血战经日不相上下。

郭子仪带兵前来援助，就在唐朝援军列阵之时，突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影。唐军大旗旗杆被风折断，将旗落地，唐军大惊，自相溃散。

史思明见状鼓动精锐趁势掩杀，唐军大溃，四散奔逃。所幸，史思明的军队在风中也混乱不堪，他见难再有战果，便使军逐次向北撤退。

这时，唐军军中无帅的弊病表露无遗，乱军中无人统一调度，各节度使纷纷带军马逃回本镇，溃兵一路烧杀劫掠，数十万唐军作如鸟兽散，邺城之战也唐军惨败告终。

邺城惨败后，鱼朝恩将兵败的责任推至郭子仪头上，唐肃宗将郭子仪召回长安，夺了他的兵权，委任闲差，监视了起来。

唐朝猜忌重将的做法，给李光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也成了日后事件发端的导火索。

邺城之战后，唐肃宗李亨开始收拢兵权，扩充禁军，并将禁军军权交予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之手，宦官势力渐渐做大，李辅国后官至宰相，朝中大事尽由宦官定夺。这也是晚唐时期，宦官把持朝政，甚至能动辄废立皇帝的缘起。

愧恨而逝

邺城之败成了安史之乱的另一个转折点，唐军疾风暴雨般收复失地的势头受挫，洛阳再度沦陷于叛军之手。但叛军内部再生波澜，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

不过，史思明西进关中的愿望再度被阻。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遭受了李光弼及所部仆固怀恩、荔非元礼的迎头痛击。双方你来我往激战月余，叛军始终不能在河阳得手，期间还被李光弼寻了个破绽抄了后路，史思明见势不妙退军回洛阳据守。此后年余，两军在河南血腥绞杀不已，战事渐成僵局。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肃宗轻信鱼朝恩的鼓动，命李光弼冒险进攻洛阳。

李光弼无可奈何，留李抱玉守河阳，自己与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会同鱼朝恩进攻洛阳。结果，仆固怀恩违背李光弼军令，在平原布阵与史思明野战，被精于骑射的叛军骑兵杀的大败。

李抱玉把河阳也丢了，唐军被迫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所幸叛军内部再度展开连环杀，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继帝位，年号显圣。

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军队突破大震关(陕西陇县西境)，兵锋直指长安。

刚刚登基不久的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吐蕃军队随即占据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

身在陕州的代宗急招诸节度使勤王，但名将中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均漠然视之，拖延不去，只有被夺了兵权的郭子仪，奔走募兵抵抗吐蕃。

公允的说，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的情况尚有区别。

身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市西南，隰县附近)的仆固怀恩坐拥数万朔方军，是最有条件入关中勤王的，但此时仆固怀恩的异志已现，紧随安史之乱的仆固怀恩之乱已见端倪。

而李光弼则完全是心魔难除，一直被朝廷的猜忌和郭子仪被罢免的阴影笼罩着。

随着，郭子仪收复长安，击退吐蕃军队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李光弼再借故诏书未至推辞，率军回到徐州收租赋。其后，代宗再诏李光弼入朝，李光弼害怕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加害，仍不敢去长安见驾。

李光弼治军严整，先谋后战，多次以少胜多，战功足与郭子仪齐名，但他在徐州时却多次推诿不肯奉召，这让他账下诸将对他的态度渐渐转变。

生性敏感的李光弼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他却无力改变，这让他感到非常惭愧、愤懑，终致忧郁成疾。广德二年(764年)七月十四日(8月15日)在徐州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代宗为其辍朝三日，遣使吊恤其母，追赠太保，谥号“武穆”，使人绘像凌烟阁。

对比郭子仪、李光弼二人，从战功上说李尚在郭之上，但从做人、为臣之道上，郭子仪胜李光弼甚多。

郭子仪一生数度起落，肃宗能拉着他的手说出，“国家再造，卿力也”的话，并不全是夸赞他的武功。

成就郭子仪一生完人的原因，除了他战场决断临机杀伐以外，还有他能屈能伸的性格。当时鱼朝恩权倾朝野之时，没少背地里给郭子仪使绊子，甚至派人掘郭的祖坟，即便如此郭子仪都能与其折节而交，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而在这一点上，李光弼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但无论如何，一代兴唐名将如此落寞收场都令人扼腕。因此，宋代诗人徐钧才会以诗怀念：

间关百战佐中兴，料敌行师妙若神。

可惜罹谗终恨死，伤心不见白头亲。

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安史之乱平叛的过程，让武将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朝对叛军投诚而来的骄兵悍将，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准其自带其军、自领其政、自统其民，导致河北强藩屡屡作乱，直到唐亡。

而对忠于唐室的武将，朝廷则或监视掣肘、百般刁难，或明升暗降、削夺兵权，或贬谪发配、流放赐死，除郭子仪深谙进退之道，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外，得善终者寥寥。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

在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自保、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掉入谷底。

作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经历过军旅生涯的辉煌，却以悲剧方式在落寞中收场，这也预示着初唐、盛唐武将建功疆场、绘图凌烟时代的永远结束。

而中央政权对李光弼等武将的忌惮，也使文官带兵、以文制武成为两宋以后中原王朝军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态。

这种制度上的改变，虽然避免了武将割据、分裂国家的情况，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能力。

从某程度上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汉族建立的王朝，再无汉唐时豪迈奔放的气韵和怀远天下、宾服四夷的胸襟。

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灵，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