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鸦片泛滥到了什么程度?当年烟馆的日常是怎样的?

事实上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鸦片就已经传到了中国。到了三国时期，神医华佗就已经开始使用大麻与鸦片当做麻醉剂开始使用了。到了唐朝乾封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鸦片进口的记录，在唐朝阿拉伯鸦片还被称之为“阿芙蓉”。到了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一百至二百年前的中国清政府无法禁止鸦片、亦无法限制鸦片使用，而西方国家大力倾销鸦片到中国，逆转西方世界对中贸易逆差，最终，这些鸦片让许多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即便如此，中国对鸦片危害的认知和和禁止不算很晚，至少在雍正七年的时候，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和《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份对鸦片的禁令，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

话说，晚清街区的烟馆，曾经占据着各个街区，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交功能。

烟民们穿梭其中，络绎不绝，如入无人之地。那时候的时代不同，鸦片来源单一，产地散布各地，鸦片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总体来说价格偏低，受众依旧十分广泛，普通消费者也能成为固定客源，定期进行消费。 若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样，他们从中获得的乐趣便不难被理解了。

烟馆并不是一直都有人的，烟民们通常有自己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是一天中的下午，更可能是一天中的傍晚。所以，其他时刻，烟馆甚至空无一人。烟民通常有自己常去的烟馆，在那里他们日久形成的消费习惯得到满足。但也有例外，倘若游到其他街区，街上墙角的小广告抑或是某个招牌或许会吸引他的注意。

这些烟馆一般会选用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称呼，像是那些个吉祥的字眼，如“兴”“隆”“福”“平”“安”等，这样的字受到大多数生意人的欢迎。尽管这样，有些烟馆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向烟客揭开了面纱 。吸食鸦片便是吞“云”吐“雾”，十分生动形象，这样暗喻的字眼层出不穷，19世纪末，就有叫“绵云阁”的上海烟馆。

广州烟馆别出心裁，拟雅称“莺歌”，一方面，烟枪吞云吐雾之际，有啸声入耳，些许尖锐，使人不禁想到群鸟啼鸣。这其中又有深意，暗指燕舞莺歌之词，此语用于描述春鸟啼叫欢腾之象，也蕴含着生机勃勃之意。竞争使得广告推销花样繁多，有的一如装饰今天的主题乐园，繁花似锦，植物茂密，亦或是如同饭馆的小二，站在门口招呼客人，吆喝馆内环境优美，鸦片质量上乘，服务体贴周到，以此，增加消费者的消费倾向。

然而，从照片和文字记载中，帘子都是从未缺席。这个细节被着重强调，据称，更是成为了烟馆区别于其他社交场所的特点。帘子起到阻止窥视的作用，但是，大门同样有此功效。也许是它的可移动性，对通风透气有利，又能避免穿堂风——影响吸烟。烟客进入烟馆后，在柜台处拿取烟枪， 柜台后面如同存放房间的号码牌一样，烟枪也存放在这里。无论招待的客人是谁，鸦片都经由一小罐交于烟客，有时候也要经过称量，烟客要保管好自己的烟枪直到交还。

此外，除非你是有特权的常客，可以赊账，否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官方规定的手续办理也十分重要，包括登记表的记录，吸烟许可证的检查等等。接着，侍者把此人引至床榻，点燃烟灯。不过，两个人要同享一盏烟灯也是常事，烟客如洪水倾泻而至不免难以应酬，因此而起争执的事情也是常有的。烟瘾发作，但是，由于二人共用烟灯不能让自己马上使用，因此恼怒。但是，如同打一桌麻将，鸦片使他们联系在一起，高山流水遇知音也就是此刻了。

同道中人交流吸烟场所、烟瘾深浅等等;而陷落者，则不免在悔思自身的同时，寻求共同的心理安慰，之后，继续在毒焰中寻找快乐;如是结伴而来，那便更加密不可分。

几人横在一起吞云吐雾，在床榻上形成一个U字型。

抽大烟需要的工具：烟灯、烟针和铁条都放在榻上，兼有一个枕头。若是不许人服侍则可体验自己烧烟泡的乐趣。买定的鸦片抽完可以续订，烟客也可以趁机在床上打个盹。只是有人等待床位空出时，就睡不成了，但的，高档烟馆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若客人不多， 甚至，还可以中途离开一会儿，回来继续吸鸦片。只要有空闲时间，并且，吸足够量的鸦片，此人几乎可以一直呆在那，呆的时间的取决于自己空闲的时间和吸烟量。

如果，想要对这个社交场所进行更加详实的描述，不应忽略其声音和味道。

鸦片的烟味、吸烟人的体味，让烟馆的气氛既郁闷又昏暗，更使局外人感到震惊，并描述道：“那里昏暗得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但是，烟民对此习以为常，视若无睹。最出人意料的是，烟馆里的喧哗吵闹、叽叽喳喳，活像谁家的婚礼现场，亦成为其典型特征：烟民横在榻上，摩肩擦踵，大声吸食... ...神志不清的烟民们坐在床边，言语不着边际，前言不搭后语... ...分不清楚谁问谁答，乱哄哄的... ...可以说，只有豪华烟馆的包间才能免受其扰。

不过，不应该以西方标准评判这件事，因为，在中国的社交场合，“安静”并不与“尊敬”划等号。访问中国的西方人，往往提及中国随处可见的嘈杂，但是，对噪音和气味的容忍尺度，则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况且，中国古代文学登峰造极之作——唐诗，都对各种声音有着溢美之词：一些声音在主观角度听来，刺耳又粗俗，如马的嘶鸣、猿猴的啼啸，但是，连再严肃文学中都会有声音的出现。

前文所提“前言不搭后语”，然则日常琐事。而其他一些反鸦片斗士，在走访过上海和成都烟馆之后，也声称：烟民聊天话题多和鸦片给人的感受相关，谈天说地云里雾里。但是，别轻信这些人的证词，比方说，1884年时包天笑的父亲来到上海一家烟馆洽谈合作，尽管他不吸鸦片。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商人非常喜欢到高档烟馆里谈生意。大家可以想象，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常去的烟馆里，烟客们所谈的话题多与他们所关注的事情、或是和时事相关。

描述烟馆嘈杂的环境也好，讲述烟客们的聊天内容也好，若我们放下成见，仔细审视，这些描述恰则表明：烟民之间存在着亲和关系。而另一些见证文字则明确地将烟馆描述为“一个大家欢聚一堂开心聊天的场所”。晚清时期，描述上海烟馆内景的画，也展现出了另一种场景：有的烟客坐在床榻边上谈天，或有人立于一侧，或有人在抽水烟袋。

最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烟客们是怎样将烟馆的空间分割占据的。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里，大部分居民居住空间狭窄、潮湿、拥挤。宽敞的烟馆自然成为了一个逃避苦痛、躲避无趣职场的理想地点。 所以，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人的精神面貌随着身体的释放焕然一新。烟客的实际感受，也使我们发觉一个人的心理则需要借助种种复杂的渠道才能得以恢复。

除了社交吸引力，烟馆里社会划分依然如故，社会的差异性同样体现在烟馆上，但是，烧上几泡大烟，差异也就被他们抛在脑后了，这些人很满意这种状况。

事实上，即使是不名一文的小工，在吸烟的时候也会有此感触：他抛开了社会阶层，遁入臆想的世外桃源，还品味着受人服务的舒适生活，享受着命令的尊严，而非对别人的唯唯诺诺。迪迪埃·努里松在描述19世纪法国乡村酒专卖店时这样说过：“他(指农业工人)在店里喝葡萄酒，喝烧酒或喝利口酒，在此感觉赢得一种尊严。”去烟馆吸鸦片的工人又何尝不是呢?

此外，烟民在烟馆里的感受极为短暂，在吸食时飘飘欲仙，不多时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之中，于是，想抛下平凡人生的种种苦恼，忘却凡尘，但是，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只有数个小时。 因为，他需要花费时间备烟、烧烟泡，然后，慢条斯理地吸完当天购得的鸦片。作为鸦片量的支配者，他甚至享受着延伸此过程的乐趣，因为，他能够悠闲地打发时间。

即使烟馆的存在，因为消费鸦片而变得有意义，但是，烟馆并不只涉及这一项活动，因为，烟馆老板总要想出点子开阔市场、增加客源。1936年，沈镇烟馆通过客人向围棋冠军挑战的活动，收取客人酬金。若获胜，则赢得鸦片，价值为其酬金的十倍之后。最后，再说一点，烟馆不止支持当堂消费，有些人想要在家里抽，烟馆则采取零售方式。

19世纪40年代，福州有些有钱人的佣人去豪华烟馆买鸦片，装在小盒子里，给主人带回去，如果，购买量小，便用竹叶包。烟馆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熬烟膏，即使这并不普遍，但是，一家烟馆的名气不止取决于其优美的环境，恰到好处的服务，通常还受制于熬烟膏师傅的手艺。

反鸦片斗士，常在解释光顾烟馆的重要性时提到：烟馆、妓院以及赌场，是少有的几个百姓得以进出的娱乐场所。虽然，这个说法有些偏激，但是，其说法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在鸦片彻底禁绝之前，烟馆的成果从未得到任何人的质疑，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

所以，现今的我们有必要去分析其中所蕴藏的种种深意。

合法烟馆环境幽静，设施精良，服务周到，因而，长盛不衰，但是，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差，住房狭窄。而光顾非法烟馆更是具有一定风险， 吸鸦片闹出的声响以及散发出的气味容易被人发现。

尽管如此，晚清时期的官方还是特别指出：非法烟馆不仅在全国遍地开花，而且，十分具备活力。针对此现象，唯一说得通的理由是：这样的集体消费场所有着巨大的需求，在这里的消费者，可以同时尝到两种乐趣：吸食鸦片;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与此同时，19世纪的清朝书籍《梦厂杂著》中，也这样记录鸦片吸食的痛苦：“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