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请辞后为什么一定要告老还乡

相信历史剧大家也看了不少了，相信我们经常会听见这么一句台词：“皇上请允许老陈告老还乡”。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臣子，想要退休，或是引咎辞职，通常都会加上这么一句话作为奏章的结尾。要知道，这句话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客气话，或是约定俗称的请辞惯例。在中国历史上，官员若是想要退休或是辞官，选择回到家乡绝对是官员们的不二选择。而造成这种选择的原因，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话题。

唐朝大诗人贺知章有首七言绝句，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首诗背后讲述的故事，便是贺知章年轻时离开故乡赴京赶考，三十七岁高中进士，然后四方为官，直到年近八十才再次返回故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源自两点。一：古时交通并不发达，相隔数百里，往往就要走上十数日，想要回家一趟实在耗时不少。二：古代官员节假日并不丰裕。以唐朝为例，虽然算起假期，一年也有数十日，但是其中大多都是类似今时今日的双休日制度，均匀分布。如此一来，回家就是个难以实现的个人愿望，大多数官员，为官几十载，回家也不过寥寥几次。类似贺知章这样少小离家老大回更是不在少数。

如果换成今天，我们可以借用便捷的飞机和高铁在几个小时就前往中国任何一个地区，让五一，十一，春节都成了返家或携家出行的良机，缓解了在外的游子对家庭的思念。而在古时候，即便身为高级官员，对故乡的思念也无法得到缓解，所以在唐诗宋词之中，思乡的题材总是屡见不鲜。足可见古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与眷恋之情相似的，还有荣归故里的心理满足感。亘古至今，每个中国人都被灌输过类似光耀门楣的奋斗理念，于是我们在获得成就之后，往往都会进行返乡之旅。类似今日一旦有人成为奥运冠军，高考状元，必然全市通报，与家乡分享荣耀。而造成中国人这种执念的产生， 恐怕还要提起两千年来，统治中国哲学领域的儒家思想。

自汉武帝在任用董仲舒，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成了中国封建时代核心治国理念。孔子，孟子等儒家著作中，把孝这个行为，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封建中国，常有君主应以孝治国的政治理念，为了宣扬和确立这样的理念。在政治制度上都做了许多对应的奖惩措施。

例如以官员为例，他们一生最长的假期，往往是因为父母去世。也即是所谓“丁忧”。古时候政府规定，一旦父母去世，就需守孝三年。有丁忧这样的奖励，自然也有不孝的惩罚。类似子女不孝，更是写入法律，一旦触犯，立即进行惩戒，行为严重者，甚至会有性命之虞。像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孔融被曹操所杀，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孔融曾经对儒家礼教所倡导的僵化孝道加以抨击，可称之为不孝。

前文也曾说过，皇帝以孝治国，在具体“孝”的理念推动上，就是依靠“祭祀”这个行为，古时中国，一年之中最重大的节日，便是天子祭祀的日子。通常到了祭祀之日，天子会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前往祭拜，天子在祭祀之前，需要斋戒，沐浴，熏香，再以繁琐的祭祀礼仪，去祭拜天地，悼念先祖，寻求庇佑。这些祭拜的地点，都是固定的，像清朝的祭拜地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天坛。

天地君亲师，儒家圣人荀子提出的五类祭祀对象之中，舍去虚无缥缈的天地，和高高在上的君主，师和亲都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官员们自是不比帝王家，可以在京城附近打造陵寝，他们的祖坟所在，往往是在家乡，而祭祀和供奉灵位的地点，便是如今尚能见到“祠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理念下，官员们才会致仕之后，回转家乡，有父母则孝顺父母。无父母责统领家族，守候坟茔。

孝道大行，塑造出的社会实质表现就是宗族化的古代地方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让家乡除了情感之外，尚且附加了许多实质上的利益。这些利益，最为明显的就是政治上的乡党利益。

中国有句老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实际形容的就是这种乡党连带现象。通常一个地方出了高级官员，一定会热衷于提拔同族，同宗，同籍的官员，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政治史独有的乡党政治。

在北宋时代，以韩琦为代表人物的河北韩氏，因为毗邻宋辽战争前线，韩氏利用其地理上的重要性，在河北安插宗族和亲信，成为实质上大半河北的地下支配者。

明清两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人，人们常说明朝亡于党争，这里的党可不止大家耳熟能详的“阉党”，“东林党”。实际上在这些党派里，以乡党利益为纽带的“党”，更是层出不穷。例如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六科给事中吴亮嗣，官应震作为领袖的齐党。当然，必须要提的还有晋党，作为明朝老牌乡党势力，晋党曾出产过张四维王崇古这样的朝廷重臣，但在党派政治失败晋党退出舞台之后，山西出身的官员便很少再触碰到权力中心，足可见乡党政治存在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情况。

清朝中后期，因为太平天国的崛起，满清政府只能开始启用汉族官员。乡党现象愈演愈烈。曾国藩的崛起，其一手打造的湘军中，只是做过巡抚总督这样封疆大吏的，就有：曾国藩(晚晴四大中兴名臣)，左宗棠(晚晴四大中兴名臣)，骆秉章(四川总督)，曾国荃(两江总督)，胡林翼(湖北巡抚)，彭玉麟(两江总督)，郭嵩焘(广东巡抚)，刘坤一(两江总督)等人。清朝后期两江总督一职，多数时刻便掌握在“湘党”之中。

等到了以淮军为根基的李鸿章上位之时，安徽籍的淮军将领，又成了政治舞台上的耀眼明星。诸如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等人皆是位居总督巡抚高位。而到了北洋建立，因为主导人是李鸿章的缘故，北洋海陆两军中，也尽是淮军将领。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就是淮军出身。而陆军之中，叶志超，聂士成等将领亦是出自淮军。

如果要问是什么造成政治上的乡党现象，归咎其成因，恐怕就是以户籍为核心的科举考试。中国的科举考试，分为三场。以地方政府为考核机关的乡试，通过考试的就是秀才，命中魁首者则被称为解元。以中央为考核机关的省试，通过考试的就是进士，命中魁首者则称之为省元。还有最终皇帝亲自考核的殿试，颁发进士排名，命中魁首者就是状元。

这样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考试模式，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官场上的乡党概念，即便官运亨通，位居中枢，同乡之谊，同族之情也是必须要顾忌的人脉纽带。

何况因为封建王朝的户籍制度和经济体系，让乡里之间，尚有许多经济上得天独厚的优势。

讲到这里，就要说下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户籍制度。现在我们每个人，除了身份证外，通常还有个户口本，这个户口本，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户籍制度的现代版本。在中国古代，新生命诞生后，就会编册入籍，入籍是以家庭作为主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在古代时的历史典籍，你会看到统计人口是以户作为单位来进行统计。户，可能是独自一人，也可能是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人口数量弹性极大。人们如果要出远门，就需要拿着户籍证明，找官府开具路引。如果没有路引，神州大地就寸步难行。

这种情况产生的自然原因，是因为中国是农耕为主体的国家，分散的农耕经济是非常脆弱的，春种秋收关键的时刻只有那么几天，以一人之力很难保证劳动力的充裕，进而造成农作物产量减少。而以户为单位，则为这种小农经济提供了互帮互助的平台。

非自然原因，则是因为政府分配土地，收取税收，摊派劳役兵役同样是以户为单位进行。政府选择这样的举措，实则是用土地和宗族将百姓限制在土地之上，便于管理，避免随时出现大批流民，影响国家稳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反过来了强化了宗族对于地方的影响力。

官员虽然身为特权人士，但在户籍上仍是属于被束缚者。在他们成为高官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进行土地兼并之时，最佳的并购地点选择自然是在家乡周遭。以明朝首辅徐阶为例，他在家乡华亭县附近并购土地多达二十四万亩之多。

家乡里有这么多土地，在辞官之时，选择回归乡里，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经济选择了。

我们从古代官员为何选择辞官之后告老还乡，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即便身居高位拥有财富，也难以自由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地方。

这种情况的成因，虽然可以从个人情感，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去作出各种合理的解释，但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来说，仍然是种选择上的限制，自由的压抑。

反观现今社会，虽然仍有各种不足，但是我们的个人权力，个人自由都在不断得到释放。国家设置的各种社会保障也让我们在做选择时，可以更加追随本心，这些当代社会普通人所拥有的选择，是古代那些高级官员也不曾拥有的，是时代进步赐予我们的福利。